徽商银行的“影子”：通过城镇化基金为地方城投曲线放贷？

　　日前，安徽纪检监察网公告显示，曾担任徽商银行(03698.HK)董事长的李宏鸣因违规放贷等行为，一审获刑14年6个月。

　　早在2018年，网络上就有举报信提及李宏鸣通过亲属设立投资管理公司敛财。暂无权威消息显示，李宏鸣被查是否与举报信有关。但“举报信”中提及的这家投资管理公司与徽商银行的大量延续至今的合作，值得深究。

　　清流工作室发现，该投资管理公司疑似徽商银行的“影子银行”。公司撮合大量城投与非银金融机构合资设立城镇化基金，并以基金为主体向城投公司提供资金，再协议由城投公司按期偿还本息，或通过回购非银金融公司所持股权以偿还债务。

　　而根据部分城投公司的表述，这些基金虽然表面上由非银金融机构出资持股，但实际是由徽商银行“通过”非银金融机构与城投公司“共同设立”。徽商银行也曾表示，公司投资并参与设立的城镇化基金一度超过1300亿元。

　　部分此类基金已被定性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目前已有部分被提前偿还，该投资管理公司旗下基金已有近半被注销，仍剩余40只基金存续。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基金的借款资金来自徽商银行，那么这些基金对徽商银行而言，又是否属于隐形放贷?是否计入了徽商银行贷款总额并进行风险评估?

　　此外，清流工作室发现，早年从该基金公司与徽商银行合作中分得一杯羹的，除了徽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可能还有该投资管理公司早期的投资方——服装上市公司美尔雅(600107.SH)及知名酒企品牌“中国劲酒”的母公司。

　　这场涉及多方的资金盛宴，会因为李宏鸣的审判而结束吗?

　　神秘资方美尔雅与劲牌投资?

　　经法院审理查明，李宏鸣在担任徽商银行董事长期间，为企业发放贷款、续贷、重组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李宏鸣是第三位“落马”的徽商银行前任董事长，曾于2013年7月出任徽商银行董事长，并于2017年12月辞任该行董事长。

　　李宏鸣辞任徽商银行董事长后，网络上就出现了关于他的举报信，举报信称，李宏鸣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亲属谋取私利，又通过亲属设立基金公司以便他从徽商银行敛财。2022年底，李宏鸣官宣被查。

　　举报信中提及的投资管理公司为上海融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融葵”)，该公司旗下设有大量以“徽银”冠名的基金，举报信称李宏鸣的女婿陈竹在后台实际控制上海融葵，并通过对接徽商银行业务谋私。清流工作室暂未能从上海融葵的历史工商信息中找到名为“陈竹”的股东或高管。

　　这家上海融葵公司又牵涉到另一位徽商银行管理人员的案件中。

　　根据审计署发布的《移送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查处情况》显示，审计发现，2016年，徽商银行银行部原总经理吴耘，违规入股上海融葵公司，利用职权帮助该公司获得徽商银行业务并从中谋取非法利益。2019年7月，审计署将此问题线索移送安徽省纪委监委调查。2019年11月，追缴吴耘及其他涉案人员非法所得8445万元，并移送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不过，清流工作室同样也未能在上海融葵的历史工商信息中找到“吴耘”的入股痕迹。

　　那么，这家上海融葵究竟有何来头?

　　工商信息显示，上海融葵设立于2015年3月，主营投资管理。2016年底至今，上海融葵的几位股东均为自然人，表面上与徽商银行并无关系。

　　唯一出现的法人股东出现在公司创立初期。创立之初，上海融葵的创始股东中有一家美尔雅期货有限公司(下称“美尔雅期货”，现已更名为“正信期货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1200万元，占股50%。

　　在持有上海融葵股权期间，美尔雅期货背后的资方，有来自湖北知名服装品牌美尔雅及知名酒企品牌“中国劲酒”母公司湖北劲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劲牌投资”)。早期美尔雅出资2700万元，持有美尔雅期货45%股权;劲牌投资出资1796万元，持有美尔雅期货30%股权。

　　2016年8月，美尔雅期货从上海融葵退股，但二者的联系并未就此切断。

　　在美尔雅期货退股后，上海融葵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晨曦”并沿用至今。根据李晨曦的履历，他2007年至2016年共计10年时间均在美尔雅期货就职，曾是武汉汉口营业部经理。与李晨曦同期进入上海融葵的还有王春泉，他原是美尔雅期货的研究员，2017年开始担任上海融葵的基金经理。

　　曾在美尔雅期货就职的员工进驻上海融葵后，上海融葵反过来，通过间接投资入股了美尔雅期货。

　　美尔雅期货还有一位小股东为武汉志博铭鑫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武汉志博”)，早期出资294万元，持有美尔雅期货5%股权。2022年底，上海融葵从一位股东手中接手了武汉志博7.14%股权，因此反倒成为美尔雅期货的间接股东。

　　2023年，美尔雅将所持美尔雅期货的股权卖给了劲牌投资，美尔雅期货成为劲牌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并更名为如今的“正信期货有限公司”。

　　而上海融葵股东列表中出现过的自然人股东，则进行了频繁的变更。多数自然人股东除了“投资”上海融葵外，几乎查询不到其他商业痕迹;个别股东则有投资“西饼屋”、保险代理，或者曾为“个体工商户”的情况。

　　没有任何一名自然人股东，可以查询到与徽商银行的直接联系。

　　徽商银行的影子?

　　这家牵扯多位徽商银行高管，但股东层面又查询不到任何与徽商银行联系的上海融葵，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据清流工作室统计，上海融葵设立了大量以“徽银”冠名或以城投公司命名的城镇化基金，合计基金数量高达77只，基金大多成立于2015年至2017年期间，尤以2016年成立的最多。表面上看，这些基金由上海融葵管理，由安徽省内各县市的城投公司和非银金融机构合资设立，三方形成股权关系。但实际上，这些基金主要功能是向城投公司提供资金，在大量的城投公司账面形成了负债。

　　比如，上海融葵在2016年设立一只淮南市田家庵区城镇化一号基金(有限合伙)(下称“淮南一号基金”)，据评级文件披露，淮南一号基金的设立主要是用于安徽省淮南市国资委旗下的安徽省四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四宜建投”)购买保障房。

　　文件显示，该基金由四宜建投、富安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下称“富安达资管”)及上海融葵共同设立，按照出资比例，富安达资管作为最大出资方占股67.68%，四宜建投持股32.3%，上海融葵持股1.93%。

　　根据基金合伙协议，富安达资管是优先级LP，四宜建投是劣后级LP，上海融葵为普通合伙人。合伙协议约定，四宜建投具有不可撤销的无条件分期收购富安达资管所持股权的义务，自2019年7月20日起每年回购4999万元本金，最后两期每年回购9998万本金，并在2026年5月22日完成回购，合计需要回购的本金约2.5亿元。

　　不过，这只基金已经在2023年4月被注销。据四宜建投2023年中的一份评级报告显示，淮南一号基金体现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根据国家的隐债偿还要求，该基金比原计划提前偿还。

　　另一种模式是，三方设立城镇化基金后，由基金向城投公司直接提供借款，并由城投公司按约定利率还款。

　　比如，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盐城高新投”)于2016年与上海融葵、中信证券合资设立盐城高新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并由该基金向盐城高新投发放一笔长期借款用于置换存量借款，金额7.37亿元，期限10年，年利率5.38%。

　　清流工作室发现，这些参与设立基金并获得借款的城投公司，大多是在安徽省内的县市。这些城投公司与徽商银行及其参股的徽银金融租赁公司本就有长期的借款合作，而徽商银行还同时是多个城投债券的主承销商。

　　除了上述例子，与上海融葵合作设立基金的还包括至少17家已发债的城投公司——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国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濉溪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沛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宣城市宣州区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宿州市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泗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阜阳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盐城市大丰区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滁州市同创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怀远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泗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城投公司参与设立基金，其中阜阳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更是分别设立了6只徽银系基金。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基金的借款提供方，究竟是谁?

　　据清流工作室统计，这些基金的资方，均为非银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资管公司等，难以穿透最终资方。前述盐城高新投设立的基金，中信证券是代表“中信徽银盐高新城镇化一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出资约6亿元，没有更多信息显示这个资管计划的最终出资方是谁。

　　根据徽商银行披露，2015年，徽商银行采取基金合作模式，创新设计出针对政府客户的城镇化基金，用于置换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等。到2016年，徽商银行表示，该行投资并参与运作的城镇化基金，规模已经飙升到1312.25亿元。

　　徽商银行“投资并参与运作”了城镇化基金，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基金的借款提供方，至少有部分是徽商银行?

　　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安经开”)与中信证券、上海融葵共同设立了一只城镇化基金并获得来自该基金的借款。在安经开的一份债券说明中，其表示：“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投城镇化一号基金(有限合伙)由徽商银行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融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共同设立，金额5亿元。”

　　所谓的由徽商银行“通过”两家机构与安经开共同设立，是否意味着背后的资金实际来自徽商银行?

　　在对此类城镇化基金的描述中，部分通稿也明确表示基金是由徽商银行与当地城投共同发起。比如，枞阳徽银城镇化一号基金的通稿称，该基金由徽银安庆分行与枞阳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基金总规模为10亿元。签约仪式在徽商银行安庆分行举行，该县领导及徽商银行安庆分行行长洪少平等参加签约仪式，但该基金工商登记的出资达4.2亿元的资方中信证券，反而未出现在签约仪式通稿中。

　　随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工作的推进，上海融葵已有37只基金被注销，剩余40只基金。

　　对城投公司及当地政府而言，这些基金属于隐性债务。如果这些城镇化基金的借款来自徽商银行，那么对徽商银行而言，这些贷款又是否隐形?徽商银行是否将其计入了贷款总额?

　　据披露，截至2015年末，徽商银行的基金业务规模超过600亿元，这个数据包括了城镇化基金、产业基金和中小企业创盈发展基金。到2016年，徽商银行单独列示了该行投资并参与运作的城镇化基金，规模已经飙升到1312.25亿元。

　　即使假设2015年的数据600亿元全部是城镇化基金，2016年新增的城镇化基金业也达700余亿元。根据这些基金结构，通常资金方出资比例在50%至80%。而2016年，徽商银行的公司贷款总额为1792亿元，比2015年末的1574亿元增加了218亿元，同比增长13.83%。

　　到2017年，也就是李宏鸣离任董事长后的首份年报，徽商银行年报不再披露城镇化基金的规模，此后也不再大肆宣传城镇化基金。随着李宏鸣被提审判刑，这场持续多年的资金盛宴未来将何去何从，答案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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