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现状调查：看不见的“村村通”

　　2024年3月，兰考数字普惠金融小镇，一条街上有7家银行在此设立了普惠金融网点。除中国农业银行外，其他银行网点都未运营。田牧/摄

　　景宁县大均乡，刚开业不久的“丽水普惠金融之窗”。

　　2024年3月，广东茂名羊角镇一家药房内，前来邮储银行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取款的老人已登记了满满一页。

　　广东阳江对岸村党群服务中心内，摆放的“粤智助”机器和中国建设银行投放的设备。

　　2024年3月，兰考县三义寨乡，中原银行设在当地的一个网点撤销，拆下来的普惠金融服务点招牌留在房东院子里。

　　甘肃天祝县阳山村，一个只挂了硕大牌子却并未实际运营的便民金融服务点。

　　编者按：农村金融一直以来都是普惠金融的重点领域。由于“三农”的复杂性，农村金融的发展模式及面对的挑战也与以服务城市中小企业为主的普惠信贷主体差异巨大。

　　近几个月来，证券时报记者走访了东中西部八个省份的广大农村地区，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农业产业公司、基层干部、一线业务人员、农村居民等进行了广泛交流，通过探寻一线实际情况，找寻未来农村金融发展方向。

　　本期报道以“助农取款点”这一农村金融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为切入点，观察农村金融的现状和挑战。

　　证券时报记者 田牧

　　文明路，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羊角镇中心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在不到100米的路上，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下称“邮储银行”)、茂名农商银行三家金融机构的网点汇聚于此。

　　作为专门服务本地农村的银行，茂名农商银行在羊角镇的这家网点，从橱窗玻璃到营业厅内的立牌、墙上的挂牌，放眼看去全是各种贷款产品的介绍。

　　紧挨着邮储银行的一家药房，门口的墙上挂着一个铭牌，显示它还是邮储银行的“农村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记者进去时正值中午，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有三位从周边村子过来的老人取现金。店员翻着密密麻麻的登记本告诉记者，多的时候一天有四五十位老人拿着他们的社保卡来店里取现金。

　　这家药房的街对面是羊角镇党群服务中心，门口也挂着一块铭牌，上面写着“中国工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点”。进到大厅，除了有一面墙上贴了些宣传工商银行助农金融产品的标语外，没有工商银行的柜台，也无相关工作人员。羊角镇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工商银行只在这里挂了个牌子，不开展业务。

　　当记者历时数月，从东南到西北走访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村地区，以试图了解经过十余年的大力推动后我国农村金融现状如何，发现茂名羊角镇的这条文明路正在呈现的，正是当下农村金融的一个“缩影”。

　　金融基础设施名称不一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已十余年，由农业、农村、农民组成的“三农”从一开始就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对象。十余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到县乡村，自上而下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已取得重大成绩。

　　简单来说，普惠金融在农村的落地形式主要包括四方面：存、转、取、缴等基础金融服务;以银行为主面向“三农”推出的各种贷款产品;农业保险;面向村民的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其中，承担着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重任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此次记者观察的重要窗口。

　　这项农村金融的基础设施，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有不同的称呼。比如河南兰考，我国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在乡镇设立了乡级普惠金融服务中心，村里则叫普惠金融服务站。各家银行还和村子里的商店合作，挂一个写着“农村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的牌子，许多地方也叫“助农取款点”。

　　顾名思义，这些助农取款点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用途，是为那些不会用手机支付、去银行网点不便的老人支取现金。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如今农村参保的60岁以上老人，每月都会有一笔养老金。离县城或乡镇较远的村子里如果有助农取款点，老人们隔一两个月就会拿着自己的社保卡去村里的取款点取出现金供日常花销。

　　在大多数地方，助农取款点的合作银行就是当地给老人发放社保卡的发卡行。在兰考，中国农业银行是该县农村老人社保卡的主发卡行，因而下面村子的助农取款点主要由中国农业银行设立。在茂名羊角镇，邮储银行承担了这一角色，而隔壁的高州市，则由高州农商银行负责。它们就像一个个毛细血管，将银行网点无法覆盖的村子连接了起来。

　　在官方文件里，这是普惠金融“村村通”工程的一部分，又被描述为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村村通”工程通常都是各级政府或者金融监管部门提要求、下任务、纳入考核，银行是实际落地执行的一方。记者从兰考县金融管理部门获得的文件中看到，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实行主办银行制度，银行负责提升服务站硬件设施、开展业务培训。广东全省在目前新一轮的“村村通”工程中，以县为单位，各辖区内的普惠金融服务点由当地农商银行负责出人出设备，成本自担。

　　广东多地农商行人士告诉记者，以前的普惠金融服务点用的是小型POS机，设备成本数百元。如今新一轮设备升级，投放的“粤智助”机器比家用打印机还要大，成本上万元。记者在茂名辖内多个农村走访发现，“粤智助”的线上功能比传统POS机多了许多，比如查征信等，但却不能取现金。这使得只投放了“粤智助”的普惠金融服务点，无法提供农村老人最常用的取现服务。

　　据记者了解，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站或助农取款点，主要有两种合作形式。一是与各村委会合作，将设备放置于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工作人员负责村民日常金融服务。二是与村里的商店合作，店主接受培训后为村里的老人办理转账、存取款等服务。

　　记者走访的全国50多个村子中，大多助农取款点设在村里的商店。这种方式成本低，也更符合村里日常的生活状态。而一些设置在村委会的普惠金融服务站，兼职的村委会工作人员难以做到时刻为村民提供金融服务。

　　记者在河南兰考、广东茂名和江门、浙江丽水等地走访的五个设在村党群服务中心的普惠金融服务点，就因为或关门或相关人员不在岗而无法及时提供服务。

　　“村村通”里存盲区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村村通”工程，像一条条蜿蜒进乡间的柏油马路一样，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站在农村遍地开花，极大方便了农民获取日常金融服务。

　　2016年12月获批设立全国首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兰考县，根据记者获取的官方文件，下辖的464个行政村都已设立了普惠金融服务站。江西吉安作为正在推进中的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目前在全市布设的助农取款点、保险“三农”服务站等超过3000个。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旗下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已覆盖河南省内超4万个行政村。

　　这些数字代表了过去十余年来政府部门和银行支持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提升的切实成绩。但记者实地走访调研后发现，优异成绩之外还存在另一面。即使在多个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真正的“村村通”、“全覆盖”也并未实现。

　　兰考县三义寨乡范台庄村口的文静副食超市门口挂着一个牌子，显示它是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农村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除了助农取款外，店主还会收集村民的贷款需求上报到银行。沿着范台庄村一路往北，位于黄河边上的夹河滩村，党群服务中心办公桌上放置着一块“普惠金融”桌牌，记者前去询问时，值班的老干部却说不清“普惠金融”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村子里一家小卖部的老板表示，夹河滩村没有类似文静副食超市那样的助农取款点，要想取现金得到附近设了点的村子去。

　　类似情况在记者走访的地区普遍存在。

　　2022年9月，浙江丽水获批成为国家级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记者在丽水下辖的松阳县、景宁畲族自治县走访看到，两地农村除当地农商行网点外，还有不少如建行、农行、邮储银行、浙江稠州银行等设立的普惠金融服务站，大多都与商铺合作，可见性很高。

　　丽水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大多数农村也处于山中，许多村子交通极为不便，驱车需要翻十多个山头才能到达，银行网点更是相距甚远。理论上，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对于身处大山中的老人们来说是最为迫切的。记者在丽水走访发现，普惠金融服务站大都设在人口较多交通集中的中心村，以覆盖周边临近村子，并未实现真正的“村村通”。

　　丽水许多农村地区呈现“空巢”现象。处在大山深处的景宁县叶谢村，总共有60余户，但据村里两位老人说，常年居住在村里的只有5户，其他村民都已搬到了县城或去外地打工。叶谢村没有小卖部，每周会有商贩开车载着日用品来村里售卖。金融服务站自然也没有，要取钱就得去乡里的银行网点。

　　从叶谢村翻几个山头，就到了大地乡。公开信息显示，大地乡户籍人口6769人，常住人口512人，占比7.5%。记者了解到，留守群众基本为60岁以上老人，有些村子已经彻底无人居住。

　　邮储银行在大地乡设有一个网点，但一个月只营业两天。网点旁边有一个中国邮政设立的金融服务站，供老人们日常取现金用。但在记者到访时，站点工作人员无奈地表示，POS机自去年10月故障后一直未修好，相应业务不得不暂停办理。

　　机器设备维护不及时在记者的走访过程中经常遇到。

　　兰考县崔园子村的普惠金融服务站设在村委会，记者3月初到访时村干部表示，POS机已经坏了一个多月，还没修好。茂名高州市柏桥村党群服务中心里的一台价值近万元的建行金融服务设备，在3月下旬记者到访时贴着一张机器故障无法使用的字条。

　　需要强调的是，在记者走访的十余个县市里，兰考和丽水在金融服务覆盖面上已经做得相对很好。而在许多地方，由于人口流失、银行成本负担重等诸多原因，许多助农取款点正在消失。景宁农商行下属网点的一位信贷经理告诉记者，这几年周边不少村子的普惠金融服务站被撤销或不再运营。吉安金融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透露，近年来吉安辖内的普惠金融服务站也在进行整合，数量有所减少。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在今年初回复证券时报记者的问题时也指出，“由于建设助农服务点成本高、收益低、缺少资金支持、入不敷出，部分地区助农取款点正逐步减少，农村支付供给的可持续有待提高”。

　　“形式主义”两面观

　　客观来说，上述问题的形成主要与农村地区实际环境的变化有关，个别地方机器设备故障导致的无法运营只是临时的“堵点”，在已经建成的数十万农村金融服务站点中也算瑕不掩瑜。但如报道开头提到的茂名羊角镇从未实际运作过的“中国工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点”，或更值得重视。

　　在对多位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了各种普惠金融服务站点的建设考核体系。

　　如上文所述，这些站点的落地执行方主要是银行。工农中建邮储等全国性大行，一般是从央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原银保监会)等上级金融监管部门领任务，然后再层层分解，最终落实到各个县支行。地方政府则主要要求以本地农商行、农信社为主体，建设普惠金融服务站。一些重视普惠金融工作的地方，如兰考、丽水、吉安等国家级的普惠金融试验区，也会向辖内的其他股份行、城商行等分派任务指标，以期更快、更多地完成“村村通”工程。

　　农商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本身在农村就有密布的网点，建设这些站点更容易，也能一定程度上与自身业务形成有益联动。但对于主要面向非农地区的银行来说，这项任务可能就成了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进而在基层落地过程中，一些银行为了完成指标要求，就以只挂牌子不办业务的“形式主义”来应对。

　　4月下旬，证券时报记者在甘肃天祝县阳山村、永登县三岔村两个便民金融服务点询问后得知，这两个由当地农村信用社设立的服务点也都是只挂了牌子却不办业务。

　　此外，一些地方漂亮的普惠金融服务点，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用途。

　　景宁县大均乡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乡政府、党群服务中心等建在漂亮的游客服务中心和旅游景点旁。街道古色古香、商铺林立。不仅如此，大均乡还是景宁县乃至丽水市有名的普惠金融考察点。证券时报记者在4月上旬到达时，正赶上丽水市普惠金融之窗刚刚在这里落成。

　　从大均乡景区入口进去，沿街一排商铺中有三家不同银行挂牌合作的农村金融服务站。记者询问了两家商铺的主人，外地游客基本都使用微信、支付宝等付款，几乎没人会取现金。而本地人的社保卡与景宁农商行合作，其余两家站点实际使用率有限。而刚刚开业、装修精致的丽水普惠金融之窗，记者在上午10点钟到达时，却看到大门紧闭，无人值守运营。

　　在兰考县离城区不远处，已经建成了近三年的兰考数字普惠金融小镇显得萧条。这里营业的各类主体不过十余家，大多数的屋子还是毛坯状态。小镇向东是农田，向南沿街的一排小楼，挂着工农中建邮储等国有大行，及中原银行、兰考农商银行等地方银行的门头招牌。

　　从残留的物料标识看，这些银行设立的网点都是以普惠金融为主题。记者看到，除中国农业银行的一个网点在实际运营外，其他各银行的场所都已荒废多时。小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些关掉了的银行网点只在小镇刚建成领导来考察时短暂运营过，之后没多久就陆续关门了。

　　在记者由东向西一路的调研中，无论广东、浙江的山区农村，还是内蒙古、甘肃的高原戈壁滩，一直未曾提及却无处不在的，是一个个商店、小卖部里的微信、支付宝付款码。随着过去十年中国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在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里，已经部分进入了“无现金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一些地区助农取款点在减少的现象，也能体会到一些“形式主义”背后的不得已。对政策制定者和银行来说，应该重新认识当下真实的农村金融现状，因地制宜，减少无效工作和重复动作，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农村金融真正需要的地方。

责任编辑：李静